民国时期,晚明文人张岱(1597-1689?)的文章著述颇受读书界的重视,其中以周作人(1885-1967)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为最著。当前学界对张岱民国时期接受史的研究多聚焦于周作人及其弟子——整理出版《陶庵梦忆》的俞平伯(1900-1990),而对另一位与《西湖梦寻》《琅嬛文集》关系颇为密切的苦雨斋弟子沈启无(1902-1969)关注相对不足,笔者因撰小文,略述细节,聊备掌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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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缘起《近代散文抄》
沈启无对张岱的接受与推崇,盖与周作人有关。1927年4月,朴社重刊本《陶庵梦忆》面世,该本系据清咸丰间《粤雅堂丛书》刊本整理。周作人为此本作序云:“他(引按:张岱)所选的《一卷冰雪文》曾在大路的旧书店中见过,因索价太昂未曾买得。”大抵是有鉴于此,沈启无于1930年9月编定的明清散文小品选本即以《冰雪小品》名之。该书起初因故未刊,1932年9月改名《近代散文抄》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。书中选录张岱散文二十八篇,为入选诸家之最。
沈启无编选《近代散文抄》时亦受周作人影响颇著,尤其是编选张岱散文的过程大抵可考。今按《近代散文抄》书末“抄撮书目”即载有“《张子诗文粃》二十三卷”“《琅嬛文集》十六卷”。其中“《张子诗文粃》二十三卷”系鄞马廉(字隅卿)旧藏清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二十三卷十二册,分为《张子文粃》十八卷八册,《张子诗粃》五卷四册(下简称“清稿本”。按马廉《不登大雅文库书目》著录《张子诗粃》为四卷,盖第五卷残损过甚故),今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A01784)。该本为套格纸抄本,版心下方镌“凤嬉堂”,页眉行间有王雨谦评语。
国家图书馆藏清稿本《琅嬛文集·张子诗粃》书影至于所谓“《琅嬛文集》十六卷”,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杨健先生撰《周作人校藏本〈琅嬛文集〉略考》(载于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18年第1期)指出其中的“《琅嬛文集》十六卷”即周作人旧藏清光绪刊本六卷(下简称“刊本”),此处“十”字衍,该本为金镶玉装,今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。可见《近代散文抄》对清稿本《张子文粃》与刊本《琅嬛文集》皆有利用,清稿本与刊本之间存在异文,自不消说。张海新先生《水萍山鸟:张岱及其诗文研究》(中西书局2012年版)指出《近代散文抄》张岱散文文本即根据清稿本;杨健先生经过校读,亦得出相同观点,唯对沈启无之于周作人藏刊本、马廉藏清稿本,向何人借阅何本在先,如何获悉两本有异文,则未加深考。
按沈启无曾将周作人1930年2月至1931年6月寄来的书信装订成册,题名《且将就斋藏煅药庐尺牍》(见侯印国、金传胜辑录《且将就斋藏煅药庐尺牍》,载于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16年第7期),册中所订书信,皆为青光书局1933年出版的《周作人书信》所未收。检1930年6月10日信中云:
兹有一件事奉托,下次来时祈将放在兄处之《琅嬛文集》五本顺便带来,因想将此书交书店镶衬改订一下也。
此处所谓“镶衬改订”,盖即改装为金镶玉本。其后6月20日信中云:
但如兄说刊行张氏丛书,不知有无困难。鄙意不妨先刊《琅嬛文集》,以公同好,至于二梦(引按: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),似可暂缓也。唯《文集》恐须先雇人抄一部,再借《张氏文粃》稿本一校,便可成书矣。
今检周作人1930年6月23日记:“羡季来,交还启无借去之《琅嬛文集》五本。”(鲁迅博物馆藏《周作人日记》,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,下同)6月24日记:“又至孔德,与隅卿、建功同谈,下午返,借来《张氏文粃》一函。”此后一月间,《琅嬛文集》或在“镶衬改订”中。7月24日记:“启无同朱肇洛君来谈,借去《琅嬛文集》六册。”11月11日记:“以《张子文粃》还隅卿。”如此可知周作人于马廉处见《张子文粃》,注意到《张子文粃》与《琅嬛文集》存在文本差异,再函告沈启无,沈启无因此向马廉借阅《张子文粃》。
按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周作人旧藏清光绪刊本《琅嬛文集》有周氏校语,正是校以《张子文粃》并标注异文者,然仅至卷一《博浪椎传奇序》而止,杨健先生认为当是因沈启无借走《琅嬛文集》并长时间未归还,导致周作人未能完成校对。
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《琅嬛文集》书影笔者揣测,周作人本有将《琅嬛文集》借予沈启无助其编选《近代散文抄》之意,且1930年6月10日信中云云,似乎只是为了重装而临时催还,至于何以此时是“五本”,而7月24日再借即是“六册”,或是因重装而导致册数变化,也可能是周作人最初仅借沈启无后五册,其第一卷起初并未借出,书上眉校或系周作人初读《张子文粃》时所作。至于沈启无最初借读《琅嬛文集》和最后归还《琅嬛文集》的时间,周作人日记缺载(周氏日记颇为简略,似不可据此窥一事之始末),且1928年、1931年日记皆缺失,故而难以确论。文献不足,姑且存疑俟考。
二、校录《张子诗粃》
沈启无对清稿本《琅嬛文集》的利用,除了对校清稿本《张子文粃》与刊本《琅嬛文集》以外,尚有抄录《张子诗粃》事,因刊本《琅嬛文集》有文无诗,故《张子诗粃》意义尤为重要。
上海图书馆藏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五卷二册(索书号:388830-31,下简称“抄校本”),为绿丝栏抄本,以墨笔精抄并录王雨谦评语,页眉间有朱笔校字及“抄本作某”校语。该本无题跋藏印,卷首王雨谦《张宗子诗序》及卷四“五言律”后半、卷五“五言排律”残损颇多,缺字难辨,与清稿本相合。
上海图书馆藏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目录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的校语颇为仔细,目录部分的校语多是核查正文对目录进行校补,如于目录卷三之末,用朱笔添写正文中有而目录原缺的《快读徐埜公香草吟兼贺其公郎入泮》《偶题竹林七贤图》两首诗题;目录卷四、卷五中根据正文注明各诗残缺情况。唯于卷四《甲午初度二首》题下注云:“一本作甲辰。”此“一本”即指正文校语中的“抄本”。正文朱笔眉校,不论是简单的校字或是规整的校语,多系据“抄本”出校,以卷二为例,《和有会而作》诗“未晓舂瓶粟”,眉校云:“晓作晚。”又如“喜此偶延竚,每携明月归”,眉校云:“抄本作便可骄妻妾,施施从外归。”而《焦上瘗鹤铭》(按:诗题当作“焦山瘗鹤铭”)诗“突犯霹雳威”之“犯”字,眉校作“起”,“隐佚轻轩冕”之“佚”字,眉校作“侠”,“立碎瘗鹤碑”之“碑”字,眉校作“铭”等,原文各字皆通,并非显误,可见此处校字当皆据“抄本”出校。
抄校本亦间有误抄误校,如卷三《木寓龙》“曹闻万年树化牛”之“曹”字,眉校云:“抄本作曾。”而清稿本正作“曾”;又如《读陆放翁剑南集》“字字不忘靖廉耻”之“靖廉”,眉校云:“抄本作靖康,是。”清稿本正作“靖康”。此类皆沈启无据清稿本抄录时出错,而以“抄本”对校时又未能取得清稿本核对所致,大抵抄录清稿本在前而取“抄本”校阅在后,中间当有一定的时间差。
上海图书馆藏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书影按沈启无抄校本校语所据的“抄本”,当是周作人旧藏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不分卷二册,今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109489),该本为墨丝栏抄本,版心镌“鄀公钟室钞本”,卷端题“琅嬛文集”,次第收录“古乐府”“四言古”“五言古”“七言古”“五言律”诸体。首钤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朱文长方印、“苦雨斋藏书印”朱文方印等,末钤“会稽周氏”朱文长方印等,皆周作人藏印。鄀公钟室抄本末有跋谓:“张陶庵诗残稿系出手书,光绪辛丑冬从八千卷楼丁氏假得录副藏之鸽峰草堂。” 是为周大辅(字左季,1872-约1930年代)家抄本。原藏八千卷楼的张岱手稿本散出以后曾归朱鼎煦别宥斋,复归黄裳先生,夏咸淳先生辑校《张岱诗文集》曾参考该手稿本。抄校本校语所示“抄本”异文皆与鄀公钟室抄本相符,如卷二《和挽歌辞》其三“魂气欲和之,应来庙坞阿”,抄校本校云:“抄本注:庙坞为先父母葬地。”鄀公钟室抄本此诗末恰有此小注;又如卷四《富阳》,抄校本于诗题下朱笔添入“曾有薄田寓居富阳日久”,眉校云:“抄本题下有小字。”鄀公钟室抄本《富阳》诗题下正有此小注。抄校本比对过清稿本、鄀公钟室抄本内容,并于目录的部分诗题前以朱笔加点,卷四、卷五尤多,朱笔加点之诗皆为鄀公钟室抄本所未收。
但抄校本对鄀公钟室抄本也未尽其用,如卷四《寿周戬伯八十》,《张子诗粃》仅录两首,其二复因底本残缺,全篇佚失,且无小引。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收录四首,且前有小引云:
爰羡椿龄,荣登八帙。载瞻桐历,恰傍初秋。丹在濂溪,合就青莲花上;道存衣带,掷来紫李筵前。念岱少君九年,附温公之入洛社;慕彼四皓,因甪里之隐商山。(甪里先生姓周名述。)钦一字而定师生,删书石匮;鄙五斗而爱松菊,闭户柴桑。想当年陶写笙歌,不恋兰亭艳质;在今日优游泉石,无愧金谷高人。幸际华辰,当伸嵩祝;偶因薄冗,暂赴广陵。七十一年之斗山,瞻仰有日;二十四桥之风月,持赠何时?兹以班管霞笺,私赓白雪;兼携双柑斗酒,往听黄鹂。但愿冈阜齐庚,取彼万壑千岩而自足;箕畴待问,祗陈九丘八索而有余。三代以前,仪型公望;数世之后,接武寿谊。(洪武时,姑苏周寿谊年一百二十岁,召至宫中,历谈元事。)各赋高言,用联同调。
国家图书馆藏鄀公锺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书影抄校本仅出校语云:“抄本四首,前有骈体小引甚长。”未抄录此序,亦未据鄀公钟室抄本补录。此外,《张子诗粃》卷四《咏方物》组诗因原本残损,脱漏颇甚,鄀公钟室抄本所收《咏方物》为无损完本,唯编次、文本与《张子诗粃》多异,抄校本亦仅就《张子诗粃》残存文本与鄀公钟室抄本互校,而未据以补抄。综上可知,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当是沈启无借录马廉藏清稿本《张子诗粃》,借校周作人藏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的产物。沈启无有“刊行张氏丛书”之志,且得同时寓目清稿本、刊本、传抄手稿本三个版本系统,仅有今藏天一阁的沈复灿抄本未见,置诸彼时已然可谓得天独厚,而未能先行出版《琅嬛文集》辑校本,实在有些可惜。
三、校点《西湖梦寻》
张岱著作,除《陶庵梦忆》、《琅嬛文集》外,以《西湖梦寻》名誉为最著,而此书亦牵连出周作人与沈启无的一段书缘。
《西湖梦寻》最早有康熙五十六年刻本,此本为张岱族孙张礼刊刻于广东,各卷卷端有“古剑蝶庵张岱著纂、山阴曲辕王雨谦评定”,卷端、卷尾皆列参订名氏,眉间刻有王雨谦评语。此本周作人藏有一部,首钤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、“会稽周氏”朱文长方印、“苦雨斋藏书印”朱文方印等,另有“东山外史肖岩沈氏藏书之印”朱文方印、“沈印阆崑”白文方印、“虞山周左季藏书记”、“曾在周左季处”朱文长方印、“虞山周辅长生安乐”白文方印等,经沈阆崑、周大辅递藏,则周作人收得此本,或与购得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时间相近。全书共五卷五册,今存四卷四册,为金镶玉装,归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04580)。
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《西湖梦寻》书影今按上海图书馆有沈启无旧藏清光绪九年丁丙刻《武林掌故丛编》本《西湖梦寻》(索书号:线普长014449)合订一册。《武林掌故丛编》本《西湖梦寻》无王雨谦评语,卷端亦无“山阴曲辕王雨谦评定”题名,并删去参订姓氏等项,仅有白文;沈启无所藏本原书卷三并有若干缺页。按此本今有沈启无过录王雨谦评语并卷端题名、参订姓氏,卷三缺页处据康熙刻本补抄,并题云: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借苦雨老人本抄补。启无。
全书之末又有跋云:
借苦雨斋藏原刊本《西湖梦寻》五卷照录白嶽山人王雨谦眉批至丁本,中错字难免,暇当再校一过。廿六年六月廿日记。
廿六年七月八日校正错字。是日日兵在芦沟桥演习,藉故袭击宛平县城,遥闻炮声。
可知沈启无当于1937年春夏之际借周作人藏康熙本《西湖梦寻》过录眉批并校补光绪本,而沈启无个人对这段书缘当颇为重视,从此光绪本钤印累累可以窥见,如封面钤“且将就斋”朱文方印,卷首钤“茗缘藏书”朱文长方印、卷端钤“启无读书”朱文方印,卷末钤“停云小筑”朱文方印等。从此本卷五亦录有王雨谦评语及卷端题名、参订姓氏来看,彼时周作人藏康熙本《西湖梦寻》尚是五卷完帙;而周作人所藏康熙本亦为周大辅旧藏,则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彼时当亦归周作人,则沈启无借校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或在其时前后。
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《西湖梦寻》书影
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《西湖梦寻》沈启无题跋过录评语、对勘文字以外,沈启无对《西湖梦寻》卷三引张岱《陶庵梦忆》的两篇文字《西湖七月半》《湖心亭小记》(即《湖心亭看雪》)作了更为细致的批注,可见他对张岱有着特殊的由衷喜爱。
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《西湖梦寻》沈启无朱批沈启无对《西湖七月半》的批注主要是载录各本异文,如《西湖梦寻》所引首句云:“西湖七月半,一无可看,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以五类类之:……”《陶庵梦忆》则作:“西湖七月半,一无可看,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看七月半之人,以五类看之:……”沈启无用朱笔点明异文,并指《梦忆》之文“较佳”。沈启无对《湖心亭小记》的批注则更为值得关注。《湖心亭小记》文笔精炼而意境渊远,如今已然脍炙人口,而其“雾淞沆砀”四字看似平易,实则难解。“沆砀”二字为白气弥漫之貌,毋庸置疑。而“雾淞”何解,似有未安,今人言“雾淞”多指树挂,然树挂似无“沆砀”之理;又金忠淳刻《砚云甲编》一卷本《梦忆》此处作“霜淞”,而字更难解。沈启无以朱笔眉批云:
沆砀:白气之貌也,汉《郊祀歌》:“西颢沆砀,秋气肃杀。”
霿淞:曾巩《冬夜即事诗》自注:“齐寒甚,夜气如雾,凝于水上,旦视如雪,日出飘满阶庭,齐人谓之霿淞。谚曰:‘霿淞重霿淞,穷汉置饭瓮。’以为丰年之兆。”他书有引作雾淞者。
此说或因袭自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剑心《晚明小品选注》一书注释。是书卷五皆为游记,其中收录张岱《西湖七月半》《湖心亭小记》两篇,前者以《陶庵梦忆》为据,后者则依《西湖梦寻》。朱剑心于《湖心亭小记》仅出一条注释,即解“雾淞沆砀”四字:
雾淞,或作霿淞。曾巩《冬夜即事诗》自注:“齐寒甚,夜气如雾,凝于水上,旦视如雪,日出飘满阶庭,齐人谓之霿淞。”又《字林》:“寒夜结水如珠,齐鲁谓之雾淞。”沆砀,汉《郊祀歌》:“西颢沆砀,秋气肃杀。”注:“沆砀,白气之貌也。”
由是则“雾淞沆砀”之意明矣;至于“霜淞”,则显系“霿淞”之形误。
周作人对朱剑心《晚明小品选注》颇有不满,曾著《读〈晚明小品选注〉》一文(载1937年5月6日《益世报》),中谓“未及遍读,只挑了袁中郎的几首游记来看,觉得未能满意”,指摘朱剑心注袁宏道文之误;然则朱剑心竟似未见周作人的批评,故而在1947年将旧著改名《晚明小品文选》再版时,于此并未作任何修订(参见杨焄《周作人与〈晚明小品选注〉》,2016年8月21日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第394期)。沈启无读到朱剑心书当与周作人约略同时,然而沈启无对朱剑心颇为悦纳,其校《西湖七月半》、注《湖心亭小记》,乃皆得益于朱剑心《晚明小品选注》。今人注释“雾淞沆砀”,多未遑参及朱剑心《选注》;而朱剑心揭示“雾淞沆砀”文义的一点幽明,竟早已得了沈启无这位知己。
四、亦步亦趋与“破门事件”
沈启无于1930年9月已编成《冰雪小品选》并向周作人、俞平伯索序跋,迟至1932年9月,其上册始与周作人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同时出版,而收录张岱散文的下册更是当年12月始面世。虽然出版延宕,但期间沈启无向周作人多所请益,并颇作了增订。周作人1932年1月20日记云:“启无来还《文娱》。”3月21日记云:“启无借去《寓山注》一册。”3月24日周作人与沈启无信云:“《寓山注》承采用,甚有荣光。”(参见青光书局版《周作人书信》,下同)今按《近代散文抄》“抄撮书目”中有《媚幽阁文娱初集》(注明苦雨斋旧藏,并标明未见《媚幽阁文娱二集》)及《寓山注》),则1932年沈启无向周作人借阅此二书及周作人“承采用”云云,皆与编选《近代散文抄》有关。
沈启无借阅周作人藏本编书,后来也成为其撰写书话文字的发端,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沈启无撰有专栏文字《闲步庵随笔》一组,其《帝京景物略》一文(载于1934年6月20日《人间世》第六期)即对苦雨斋所藏陶筠厂抄本《帝京景物略抄》不吝辞费,大作激赏之语;并记周作人以纪昀删订本《帝京景物略》相赠一事。
或许是天性与编校工作使然,亦或是受周作人的影响,沈启无似对书籍版本比较在意,按周作人与俞平伯重刊《陶庵梦忆》时,所见仅《粤雅堂丛书》本。其后周作人1930年5月18日记云:“下午往孔德与隅卿、玄同闲谈,取来石印《西厢记》、王刻《陶庵梦忆》各一部。”5月28日记云:“付《梦忆》十八元支隅卿。”按“王刻《陶庵梦忆》”者即清乾隆五十九年(1794)王文诰(号见大)刻《陶庵梦忆》。周作人1932年2月24日与沈启无信略云:
偶阅《复堂日记》,抄其关于《梦忆》及《西青散记》的两则呈览。……《陶庵梦忆》王见大刻即不佞所有本,实亦不甚佳,不过比这更旧的刻本却没有了耳。
《复堂日记》卷三载有阅《陶庵梦忆》所记一则:
阅《陶庵梦忆》八卷。春间在娱园见王见大所刻甚工雅,伍氏《粤雅堂丛书》犹有阙失。
《近代散文抄》抄撮书目对《陶庵梦忆》版本记载如下:
《陶庵梦忆》八卷
张岱 《粤雅堂丛书》本 朴社标点本 苦雨斋所藏王见大刊本,《谭复堂日记》称其工雅,实亦不能算佳,犹有错误。但比这更旧更精的刻本,似已不可见。
这段版本评述显然承袭周作人的意见。
此后周作人购得王文诰道光二年(1822)重刊本《梦忆》(卷七、卷八一册原缺,邹存淦据《粤雅堂丛书》本补抄,该本今藏国家图书馆,索书号:42030),并于1942年9月《中和月刊》第三卷第九期的《勤艺堂题跋抄》中加以披露:
《梦忆》八卷,张岱著,道光壬午王见大第二次刊巾箱本。《梦忆》向来有一卷本,乾隆乙未金忠淳刻入《砚云甲编》,光绪初年有申报馆铅印本,又八卷本乾隆甲寅王见大刻,咸丰壬子伍崇曜据以刻入《粤雅堂丛书》,若王氏第二次刊本则未之前闻,唯《复堂日记》卷三所云,癸酉春间在娱园见王见大所刻甚工雅,或即指此书亦未可知。
其后的1942年11月,沈启无编《大学国文》由新民印书馆出版,其中对《陶庵梦忆》的版本描述如下:
《陶庵梦忆》
《砚云甲编》本不全 申报馆有铅印小本《砚云甲乙编》 王文诰刻本八卷 《粤雅堂丛书》本即由王本翻刻 通行铅印本易得
《大学国文》所列版本相较《近代散文抄》更为简洁,且侧重于通行易得,故未就稀见的王文诰重刊巾箱本过多着墨,但这段描述大抵与《勤艺堂题跋抄》一致。此外,《大学国文》有一篇《复堂日记》选录,其中将周作人来信所提及关于《西青散记》和《陶庵梦忆》的两节皆予选入。这些细节都可以窥见沈启无对周作人亦步亦趋式的尊崇与致意。
好景不长,1944年3月23日,周作人悍然发表《破门声明》,双方从此即断绝师生关系。1945年7月27日,周作人撰写《关于近代散文》,谈的自然是早年间研读和编选“近代散文”的事,其中提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门人,但是对沈启无及《近代散文抄》绝口不提,黄开发先生《言志文学思潮研究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)认为:“此文带有揭老底的意思,暗示沈氏《近代散文抄》的编选思路和手眼并非自出机杼,而是依傍老师的门户。”此说甚是。且周作人自称彼时已经转向关注李贽和六朝文学,塑造了自外于“晚明小品热”的形象,然则周作人自己在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及同时所撰其他各文中均未提及李贽,陈文辉《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路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)指出周作人对李贽的阅读和了解主要发生在抗战爆发以后。想来周作人乃有意用记忆模糊为遁词,写出更有利于自己的“供词”,此为“破门事件”以后周作人惯用的手法;而沈启无与周作人也并非心照如一,尽管指责沈启无“欺师灭祖”或许有些过分,但沈启无也有自己的小算盘,两人之间“渐行渐远”已是事实,“破门事件”的爆发亦当有其必然之理在,高恒文《周作人与周门弟子》(大象出版社2014年)叙之甚详,此不赘言。
正好沈启无对周作人的“亦步亦趋”,也有些“夫子奔逸绝尘,而回瞠若乎后矣”的滞后,虽然沈启无对晚明文学续有深耕,于六朝文学也有所旁涉,但他确实没有太多关注李贽,他在紧跟周作人的同时似乎并未太多地想到必须形成一个独立的“自我”,这就给周作人留下了相当的口实。
总体而言,沈启无对张岱的接受与推崇,几乎处处皆有周作人的影子,只是沈启无早年拟刊“张氏丛书”的设想终未付诸实践,学者亦难知晓他对张岱研究有先行的功劳。
五、未解的人缘与书缘
令人唏嘘的“破门事件”发生以后,沈启无似仍保持着对张岱的推崇喜爱,念兹在兹,直到人生晚年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开发先生曾经访问沈启无之女沈兰,获悉有关情形,载在《言志文学思潮研究》的《关于沈启无》一文:
(沈启无)1948年南下时,把在北平的二十八箱藏书运到上海,寄存在朋友家中,只拣一部分珍贵和心爱的图书留在身边。1950年回北京时,把寄存在上海的书送给了上海文物图书馆(后改名上海图书馆)。沈启无去世后,傅梅还把他校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稿本二册和《琅嬛文集》二册(上海杂志公司)、《陶庵梦忆》一册(朴社)及校订本二册送北京鲁迅博物馆。他去世前一再叮嘱,要把他多年研究的《张宗子诗文集》找回来送北京图书馆。傅梅托人把书找回来了,1971年11月由北京师院中文系的张一德送交北京图书馆。其余的书籍、字、画等,被毁或抄走。
承上海图书馆袁恩吉老师赐告,上海图书馆藏沈启无旧藏书,有沈启无整批捐赠者,亦有上海图书馆零星购入(或间有后续零星捐赠)者。沈启无整批捐赠之书当是捐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(按“上海文物图书馆”当为“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”之误记),光绪本《西湖梦寻》即在该批捐赠图书之列。这批捐赠图书索书号为连续排列,其中有多部可志沈启无与周作人之书缘者,如民国刻本《白下琐言》(索书号:线普长014464),封面有“闲步庵惠存。苦雨”字样,为周作人签赠沈启无之书;又清光绪刻《香雪崦丛书》本《群书斠识》(索书号:线普长014456),亦为周作人旧藏,有“岂明经手”朱文方印、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朱文长方印、“苦雨斋藏书印”朱文方印等章,该书署名常庸,即平步青之化名,为平步青校读群书之札记,其中读《陶庵梦忆》所作札记指出张岱卒年九十三,此说近年始为学者采信,乃周作人、沈启无或早已知悉。
上海图书馆藏民国刻本《白下琐言》书影
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《群书斠识》书影至于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,则在上海图书馆零星收购或受赠的沈启无旧藏之列,故索书号次序参差,不能据索书号相邻情况判定是否为沈启无旧藏。笔者未能遍阅各书,仅检得明崇祯刻本《媚幽阁文娱》《媚幽阁文娱二集》两函(索书号:线普388792-807)亦属沈启无旧藏,书上并无沈启无题跋或藏印,仅《初集》内朱笔圈点眉评颇多,不知出自沈启无之手否,沈启无专栏《闲步庵随笔》中有《媚幽阁文娱》一文(载于1934年4月20日《人间世》第二期),介绍自藏《媚幽阁文娱初集》《二集》,从1932年沈启无编选《近代散文抄》时仅借周作人藏《媚幽阁文娱》、尚未寓目《媚幽阁文娱二集》来看,沈启无获藏《媚幽阁文娱》全套当在1933-1934年;又检得明万历刻本《三注钞》(《三国志注钞》《世说新语注钞》《水经注钞》,索书号:线普389137-40)亦属沈启无旧藏,函套有周作人题签“三注钞十六卷/廿九年六月所得”,各册首钤“苦雨斋藏书印”朱文方印,当为周作人1940年购得,并于1944年前付沈启无。周作人1933年3月31日致信沈启无:“《三注抄》云已售去,殊觉可惜。”乃七年之后购得此本,可弥补此前交臂相失之憾。
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《媚幽阁文娱初集》书影
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《三注钞》书影至于沈启无生前嘱咐家人找回送归北京图书馆的《张宗子诗文集》,未审系马廉旧藏清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与否。1933年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已经著录“《张子文粃》十八卷《诗粃》五卷”,可知马廉生前已将此书捐赠北平图书馆,列于善本甲库。其后抗战事亟,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装箱运沪,又择取部分运抵美国暂存。日伪政权控制下的伪教育部在周作人的主导下,于1942-1943年南下上海劫运部分运沪善本,入藏伪北京图书馆,并编成《国立北京图书馆由沪运回中文书籍金石拓本舆图分类清册》。检《清册》并无张岱《琅嬛文集》清稿本,沈启无可能与闻此事,或许彼时他也对未能“寻回”此书而耿耿于怀。抗战复员以后,原存沪善本书陆续运回,而运美善本书则因内战未能运沪,延宕至1965年始由美国运抵台北,后又辗转归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昌彼得在该批善本运台后曾参与清点工作,并撰《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》(参见《版本目录学论丛》,学海出版社1977年),中列“《张子文粃》十八卷《诗粃》五卷”,则清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为存沪善本,抗战复员后即归北平(林世田、刘波《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迁台善本古籍的几个问题》对存沪善本回迁北平探讨颇详,参见《守藏集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)。沈启无后续是否得见其书,该书是否一度再次失散于外,则未得而知。
又按,今上海图书馆藏有《琅嬛文集》抄本五册二十二卷(索书号:线普长002064),面貌与马廉旧藏本基本一致,残缺亦皆相同,当系据其影抄。蒙上海图书馆袁恩吉老师赐示,此本为南社姚光(1891-1945)捐赠上海图书馆之书。1940年4月11日姚光曾致信袁同礼询问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古籍运沪存藏情况(参见姚昆群、姚昆田、姚昆遗编《姚光全集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):
贵馆《善本书目初编》中所载之书,未知刻置何地。敝处颇多相同之本,亦有原向贵馆录副者,今劫余残缺诸种,异日拟托补钞配全耳。
由此可知,姚光曾就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藏书录副若干种,则上海图书馆藏《琅嬛文集》二十二卷抄本或系1933-1935年间姚光向北平图书馆借阅影抄者。
上海图书馆藏抄本《琅嬛文集·张子诗粃》书影行文至此,笔者仍不能确定沈启无遗愿交还北京图书馆的《张宗子诗文集》具体所指,今所见清稿本《张子文粃》《张子诗粃》卷端页均有挖改印章痕迹,其中缘故亦未得而知;加之沈启无本不以立言见长,“破门事件”以后更是寂寞潦倒,其文字亦随之星散寥落,至今仍亟待董理,颇觉遗憾。唯窥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古籍之流离分合、上海图书馆前身各馆藏书之繁富驳杂,因治丝益棼而茫然无措的同时,亦不免为其聚散无常而感慨系之。如今正当安平之世,但愿公藏古籍皆能落实就地保护,避免无谓动迁,俾学者有考镜源流之便,庶几不至于疑者传疑;而典守者亦得恪尽文物古籍保护利用之职,想必乐见其成矣,于公于私,谁不谓为尽善耶?以上仅就目力所及略陈管见,敬希方家不吝惠教。附记:
本文写作过程中,承上海图书馆郭立暄、袁恩吉两位老师一再赐教,惠示良多;蒙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杨健、肖亚男两位老师赐示资料,不吝谬赞。又承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、天一阁博物院李开升、首都师范大学南江涛、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等诸位老师审阅文稿,匡谬正讹;复旦大学苏杰、杨焄两位老师耳提面命,屡赐教诲,特此致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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